Dear Xiao-Tian,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and the precious article about He-Shi-Gu. Yes, I have a vivid memory of this saint of God. Around 1928 my mother took my brother and me and moved to live at Bai-Ya-Tan in order to learn from Miss Barber, who was like a […]
Story
赖教士(Elizabeth P. Rademach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上海的传教士,现今在美国加州亨丁顿滩(Huntington Beach)的教会中服事主。以下是她所作关于倪柝声弟兄的见证。 我最后一次见倪柝声弟兄,已经是48年前的事了。那是在1943年2月间,那时在中国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大都在日本人的管治之下。就在我和其他许多外国人被拘禁的前一天晚上,倪弟兄到我们家里来,事先没有通知;他来看望我们四个西国人时常是这样。我们用过茶点,享受了甜美的交通之后,他递给我一小瓶没有标志的浓缩维他命,是生化药厂制造的,他说:“每天服半滴。”对于一个即将被拘禁不知多久的小姊妹,倪弟兄竟有这样的预先设想和关切! 我第一次听见倪柝声的名字,是在1934年,那时我对他毫无认识。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位长须白发的老人,殊不知他没有比我大多少——他那时不过30岁左右。几年以后,我和一位比我年长的西教士到哈同路参加擘饼聚会和特别聚会,才在那里第一次看见他。 那灵的内住 1938年初,倪柝声弟兄在上海教会领查经聚会,查读关于圣灵的事。我有灵恩派的背景,但对灵恩派感到有点混乱和失望。我渴慕听听倪弟兄所说的,希望在几个困扰我的问题上得着帮助。例如,为什么这么多人宣称得着圣灵的浇灌及其表显,生活却与此不一致?敬虔的生活在哪里?为什么我过的是失败的生活? 主藉着倪柝声弟兄向我所说的话,对我的人生起了革命性的冲激。那天晚上,当我听见他说耶稣成了那灵住在我们里面时,天破晓了!以前主对我似乎离得很远,现今祂在我里面是那么真实。这解决了我基本的难处。如今我能在我里面找到祂。我进一步看见圣灵的工作有两面:外面是恩赐和表显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一面,就是里面的充满,使生命得着变化。 他举了一个很有帮助的例子,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一辆载重的车若是轮胎气不足,发动起来可能会使车破毁。这是一幅适当的图画,描绘一个人经历了多次圣灵的浇灌,里面却没有与此相当的圣灵的工作。感谢神,我没有变成一辆“破车”,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我以前所认识的人,至终叫主的名蒙羞。 有一次他作见证,说到他所爱,又为着主放弃的女子。他引用诗篇73篇25节的话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他见证这话成了他的实际。这见证叫我惊讶,我从未听过或见过任何人,能诚实的说这样的话。 国 度 那次的查经结束了,但主在我身上的工作并未停止。在倪弟兄去香港和英国之前的主日晚上,我们六个人在一对传教士夫妇的家里,围绕着火炉聚集。我们以前就有过好几次这样非正式的聚集。通常有不少西国人聚集,一同用饭交通,很渴慕的听倪弟兄用流利的英语讲说国度的事,或回答别人就着他所释放关于圣灵的信息所发的问题。有一次我里面深处忽然有感觉:神站在这里说话! 这是他出国前最后一次的机会,交通他的负担。他开始说:“我想多说一点关于加国度的事。”他在说话当中说了这句话:“主需要传报国度的人。”那时我受了感动,倪弟兄注意到我的反应,就说:“赖姊妹,不要怕。”就是这样藉着主说话的大能,我改变成为另一个人。为着这样一位忠信、谦和、可亲的主仆,赞美主。 其他的回忆 我还记得一些事情,显示他非常实际并周详的爱的关切:有一天倪弟兄和倪师母来访,给我们西教士每人一床丝绵被;好几次被邀到他家吃饭,享受美味、精致的福州名菜;有一次我作了一个非常严重错误的决定,之后与他谈话时,他回答说:“有时甚至我们的错误也是对的。”这叫我大得安慰。 1940年至1943年初,教会生活有一些改变,我们开始在城里不同的地区有较小的分区擘饼和祷告聚会。倪弟兄通常在主日上午和周三晚上供应话语,有时在周五晚上对初信者说话,此外也在特会中说话。我记得他常提到和受恩教士,说他在基督徒生活的早期从她得着很大的帮助。 他话语的职事赐人生命,并且在我里面种下了许多不能磨灭的印象。例如,他论罗马12章1至2节所说的话:“神的旨意不是为着那些未奉献的人。问题在于我是怎么样的人?我是否够资格认识祂的旨意?善良的不都是神的旨意,但神的旨意总是善良的。”又如,他对初信者所说的这段话:“得救而不奉献,就像铁路只有一轨。我们要在属灵的路上往前,二者都不可缺。”还有他论约翰14章6节的这段话:“你所认识的真理,有多少是叫你得自由的?真理就是基督:真理对你若只是‘真理’,就是没有功效的。” 有一篇关于神旨意的信息把我完全征服了。这篇信息描述神从已过永远到将来永远的定旨。他所说的中心思想是这样:在起初只有一个意志——神不受抗衡的意志。然后撒但堕落了,在宇宙中有了第二个意志——背叛的意志。后来神创造人,给人自由意志,能选择与神是一或与撒但是一。在将来的永远里,撒但被扔在火湖之后,宇宙中又再次只有一个意志;但这意志与起初的意志不同,乃是神的意志与人的意志完全调和成为一个意志。 信托他的带领 1942年间,倪柝声弟兄的职事停止了。起先我们不以为奇,因为我们对他的动向和他在别地的事工一向不是很清楚。一周一周的过去,虽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被停止在哈同路尽职,但我开始觉得有一股暗流。不久,他们也请我们西国人不要参加聚会,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日本人的占领,还是因怕我们被控作间谍。那些日子,倪弟兄有时会突然来看望我们,叫我们欣喜不已。他那时在经营生化药厂,我们却只信靠并信托他的带领。我们怎能审判他?乃是因着他忠信的跟从主并宣扬主的话,我们几个人才被带进荣耀的教会生活里。 本文来源 圣经真理网 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内容
转载自:圣真网:阅读原文 倪柝声的祖父倪玉成(1840~1890年)是福州闽侯人,是福建当地最早的华人信徒之一。1853年,倪玉成就读于美部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开办的教会学校,后在传教士的影响下于1857年10月受洗成为信徒,并自1862年至1890年担任福州南台铺前顶救主堂牧师。在担任牧师期间,倪玉成与粤籍妻子育有七子五女共十二个孩子,七个儿子分别为:倪文明、倪文斌、倪文彩、倪文修、倪文德、倪文超、倪文钦,其中倪柝声的父亲倪文修(1877~1941)是倪玉成的四子。 作为传教士主导下的华人牧师,倪玉成有机会接触到当时华人较少涉及的西人西物,这使他比当时的华人民众有更开阔的知识面与视野。或许是由于父亲自身的牧师身份,倪文修从小就读于福州著名教会学校鹤龄英华书院,接受西式教育,精通英文。同时,倪文修也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参加并通过了科举考试,得以在汕头海关任职,薪资不菲。 倪文修就读的学校——福州鹤龄英华书院 虽然有一份看似不错的工作,但倪文修的婚姻却屡屡受挫。一面,当时婚姻全凭父母做主的时代,13岁就丧父的倪文修,失去了最有可能为他安排婚姻的人。另一面,倪文修在十一位兄弟姐妹排行第四,加上性格温和,并不引人注目。另外,当时排斥洋教的大背景下,出生于基督徒家庭的倪文修并不受一般华人传统家庭欢迎。 1880年,倪柝声的母亲林和平生于一个贫民家里。生父因家中生活艰难,且深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便把她林和平送给福州南台福利洋行林姓富商收养。林姓富商与妻子甚爱这个孩子,待其长大后送入美以美会开办的毓英女校接受西式教育。1896年,林和平有意去美国学医,在父亲的帮助下,于次年前往上海中西女塾先学习英文。由于母亲担心她去到外国后不回家,便焦急地希望她早点结婚。恰好这时,倪文修的母亲前来为子说媒,得到林家父母的许可。1899年10月19日,倪文修与林和平在福州结婚。之后生有五子四女,长幼顺序如下:倪闺臣、倪闺贞、倪柝声、倪怀祖、倪绳祖、倪洪祖、倪兴祖、倪天菁和倪天婷。 林和平就读的教会学校——毓英女校 婚后,林和平住在夫家约两周,便感受到夫家与婆家的不同。林和平上有婆婆,下有七个伯叔,五个大小姑,家庭关系复杂。从小在家受到百般宠爱的林和平立志说,“日后我必将女儿嫁尽了,方为儿子娶妇,以免为媳的痛苦”。之后不久,二人便回到汕头,后又调往苏州海关。 1911年时逢革命军起事,林和平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不仅把首饰、金手镯奉献国家;也不顾性命安危,到处演说,吸引许多男女跟随。闽政府以其成绩可嘉,孙道仁都督特为请奖于北京政府,结果授予林和平二等爱国勋章。后来林氏又通函各界妇女组织,组织妇女爱国会,孙道仁都督夫人为会长,潘寿松夫人为副会长,林氏被举为总干事。孙中山来闽时,闽政府请林氏作为特别招待员接待。 倪文修写诗歌: 救主本是真神,屈身下降凡尘,投胎处女为人,代人受死赎罪救灵。 今日是何日,救主降生时,救主今降生,大小赞美他,马槽之婴孩, 基督平安望,诸侯来跪拜,荣耀何等辉煌。 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荣耀,阿们! 倪文修子女生平简述如下: 倪柝声的大姐倪闺臣后来嫁给陈献章,生有一子陈终道。陈终道年轻时就读于贾玉铭神学院,后在香港担任牧师,创办金灯台出版社及刊物。1949年以后,陈终道历任印尼、香港、南洋等地神学院新旧约圣经讲师,晚年在温哥华担任牧师。 倪柝声的二姐倪闺贞嫁给福州知名基督徒林步基。林步基的祖父林永标原是闽北乡村的一名渔夫,年近半百却没有儿子,为此结婚两次,仍然无子,觉得愧对祖宗。一次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半信半疑祷告,结果在50岁那年生了儿子林叨安,后来成为传教士的厨子,举家搬到福州。林叨安在传教士的帮助下成为福州塔亭医院首位华人医生,同时任福州青年会副会长。林叨安注重教育,将儿子林步基送入圣约翰大学就读。1918年,林步基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到费城留学,先后从当地的神学院和宾州大学获得了学位。后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倪闺贞结婚。1927年,林步基任福州圣公会苍霞基督堂首任座堂牧师。1929年,转任福州三一中学校长。1930—1932年,任开封私立豫中中学首任校长,后来又定居上海。林步基的儿子林保民追随父亲脚步,在费城留学,成为天普大学医院的神经科医生,后与一名意大利裔女子结婚,育有多名儿女,其中长女名为林珍妮。 倪柝声的弟弟倪怀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于1937年创办生化药厂。他的妻子徐奉先,是安徽一个内地会牧师的次女。这位牧师有三个女儿:徐凤翔、徐奉先、徐恩秀,其中徐奉先和徐恩秀两姐妹,分别嫁给了倪怀祖与倪兴祖两兄弟。这位牧师的孙子徐腓力,后来娶了张愚之的三女儿张乐晨为妻。 倪柝声是倪文修的长子,林和平头两个孩子都是女儿,在当时重男轻女的家庭,颇为婆婆轻视。林和平再怀孕时,便求神给她一个儿子,以除去羞耻。结果生了倪柝声,长大后被送入圣公会开办的极具水准的三一书院学习。该书院以注重英语而出名,英语学习的科目就有会话、作文、默写、语法、翻译、读本、文学等课程,而且教师也用英文授课,并且需要学习多年,这对倪柝声以后熟读西方神学著作奠定了基础。 倪柝声就读的学校——圣公会三一书院 倪氏的家族谱系如下: 倪氏家族图 (笔者综合各类资料绘制而成) (注释略)
《境界》独立出品【热点】 文丨希幔 5月20日获2020年邓普顿奖的柯林斯,曾带队首次绘出整个人类基因组。现任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的他,站在美国抗击新冠的前线,每周花近百小时寻找疫苗。他认为科学无法解释爱、美、死亡。面对疫情,科学与信仰的交汇不仅是学术的对话,而是呼唤人们去怜悯和服事。(请留意文末彩蛋:《境界》免费电子书下载) “作为一个43年的基督徒,我在科学和精神的世界观之间找到了快乐的和谐,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不可调和的差异。”说出这句话的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一,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遗传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5月20日他获得2020年邓普顿奖(Templeton Prize)后,这句获奖感言就醒目地显示在邓普顿奖的官网上。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将科学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的杰出人士,今年是该奖设立50周年。现年70岁的柯林斯正站在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的最前线。他每周大概花100个小时寻找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作为一名医生和遗传学家,他是第一个发现囊性纤维化基因的人,随后领导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首次绘制出整个人类基因组,为此他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和国家科学奖章。他目前领导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起了神经科学、精准医疗和阿片类药物(指具有吗啡作用的化学物质,包括吗啡、海洛因、美沙酮等)成瘾方面的重大倡议。 我曾以为信仰和理性是对立的 1950年4月14日,柯林斯出生弗吉尼亚申南多阿山谷的一个农场。他的父亲在1930年代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民歌收藏家。他们买了一个农场,并试图靠土地生活,但很快发现这不是一种可靠的方式来养活一个不断壮大的家庭。“父亲回到了当地的大学教书,母亲开始写剧本。他们在农舍附近的一片橡树林中建立了一个剧场。我是在思想、音乐、戏剧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中长大的。我母亲在家里教我到六年级,这在1950年代是非常少见的,她教我要热爱学习新事物的体验。”16岁柯林斯进入弗吉尼亚大学。虽然对信仰有兴趣,但并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回忆说:“宿舍里总是有一个无神论者,提出信仰为什么是有缺陷的。……后来我去研究生院学习物理化学,沉浸在一种试图理解原子和分子行为的理论中。我的信念建立在二阶微分方程上,这确实很酷。”后来柯林斯改变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他发现了生物学,开始真正了解生命是如何在基本层面上运作的。“我意识到这对我是一种真正的呼召,但我也不确定我想成为一名研究人员还是执业医生,于是我去了医学院。这原本不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柯林斯以无神论者的身份进入了医学院,但这个身份却没能保持多久。在医学院的第三年,他开始照顾那些患有可怕疾病的人。“他们是看到死亡逼近的人,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因为信仰而平静。这令人费解。”试着想象自己面对死亡,他知道他无法平静。“我试图把不安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一天下午,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老妇人用一种非常简单、真诚的方式告诉我,她的信仰给了她勇气、希望和面对未来的平安。”柯林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感觉有点尴尬。老妇人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医生,你相信什么?”柯林斯回忆说:“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不知道答案。我能感觉到我的脸在发红。我想离开那里。突然间,由于这个简单的问题,一切都变得一团糟。我很困扰,我冷静了一下,然后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我是一个科学家,或者至少我认为我是,科学家应该在看到证据后做出决定。我已经下定决心,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去看看证据。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不知道我选择这个答案是基于理性,还是因为它是我想要的答案。我不确定是否有任何证据,但我想我最好找出证据,因为我不想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我应该了解各种宗教——他们相信什么?我试着读一些经文,但我感到困惑和沮丧。当时也没有维基百科来帮我,现在甚至有一本叫《世界宗教傻瓜指南》的书,但那时都没有。”在不知所措之中,他敲开了一位牧师的门,问了他一堆问题。牧师说:“你在一个旅途中,试图弄明白什么是真实的情况。你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有一本书的作者也经历过同样的旅程,他是牛津大学一位很杰出的学者。他发现周围许多人是基督徒,他很困惑,就开始研究人们为什么相信。”牧师边说边从书架上拿下一本C.S.路易斯的《返璞归真》。柯林斯把书带回家读起来。“在前两三页里,我意识到我反对信仰的论点实际上是一个小学生的论点。路易斯让我意识到,有一种深刻的思考和理性可以应用到上帝的问题上。这真是个惊喜!我曾以为信仰和理性是对立的,路易斯一页一页迅速地说服我,实际上理性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的。”26岁的柯林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意识到,“无神论不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因为它其实是最不理性的选择。” 在科学保持沉默之处 “我一生都知道道德律,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我们人类在造物王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显然有一个正确的行为法则,尽管我们似乎可以自由地打破它。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而不是错误的事。”道德律如同寻找神的路标,使柯林斯认识到有一位神。道德律有时要求人做一些相当戏剧化的事情。比如,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救死扶伤,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犹太人。柯林斯还提到了韦斯利·奥特利(Wesley Autrey)的例子。韦斯利是一名美国非裔的建筑工人,他站在纽约地铁站台上,旁边一个年轻的研究生突然癫痫发作,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恐惧的是,他倒在了铁轨上,而一辆火车正迎面驶来。韦斯利跳上铁轨,把发病的年轻人拉到铁轨之间的小空间里,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他,两个人都活了下来。“这显然是激进彻底的利他主义。这两个人从未见过面,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也不可能见面,而且按照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的定义,他们属于不同群体,一个是非裔美国人,一个白人。这是一件多么神奇而充满冒险的事啊!……在你自己的内心发现道德律,它在召唤你去做一些事情。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经历了几年的争论之后,柯林斯意识到他开始对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感到敬畏。“我不得不同意康德的观点:有两件事,随着我对它们思考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认真,就让我越来越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这正是我的处境。”柯林斯发现,如果道德律指向上帝,如果上帝是良善神圣的,那么诚实地说,显然他自己就不是良善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以前听过关于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说法,我认为那是胡言乱语。突然间,这比我曾经梦想过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他意识到,在耶稣惊人的牺牲行为中,通过祂的死和复活,在人的不完美和神的圣洁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他原本对成为基督徒有些担心,怕自己失去幽默感,变成一个非常忧郁的人,怕自己被呼召到非洲或其他什么地方。但相反,他经历了巨大的平静和喜乐。柯林斯说:“利他主义、美、爱、死亡——科学还不足以解释这些概念,在所有可能的世界观中,最站不住脚的是严格的无神论,它给人的印象实际上相当傲慢。”柯林斯认为,科学确实只能合理地解释自然的一部分,“可以很好地解释物理世界,但如果你试图用科学的工具反驳上帝,那就错了。对于自然界以外的任何事物,科学只能保持沉默。” 带领敬拜的柯林斯 科学作为一种敬拜方式1993年柯林斯被任命为耗资30亿美元的国际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2003年4月,一个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完成了。柯林斯带领团队提前两年多完成了所有目标,并节省了4亿多美元的预算。“有了基因组计划的这些工具,我们已经越来越有能力,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识别出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分裂症和一长串以前很难分类的疾病的特定遗传风险因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知道这一点可以通过改变饮食、生活方式或医疗监控来降低风险。在个体化的基础上实施更好的预防,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这就是所谓的‘个性化医疗’。它不仅适用于这种预防,如果我们生病了,它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以正确的剂量获得正确的药物,而不是那些不起作用甚至可能给我们带来毒副作用的药物。”柯林斯认为,也许从长远来看,最大的回报将是利用这些发现,找出导致这些疾病的真正原因,找到新的治疗方法,无论是基因治疗还是药物治疗。“尤其是在癌症领域,我可以预测,在不久的未来由于基因组计划的推动,医学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界正投入巨大的精力和创造力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就是我在过去所做的,通过基因组计划寻找疾病的基因。与许多其他有技能的人一起工作是一种美妙的经历,结交了很棒的朋友,有机会学习以前不知道的生物学和医学新知识。”2006年,柯林斯在《上帝的语言》一书中写道:“信仰上帝可能是一个完全理性的选择。”为了创造一个平台,进一步讨论科学与圣经信仰之间的和谐,柯林斯和妻子于2007年成立了非营利组织BioLogos基金会,名字来自希腊文代表“生命”的“bios”和代表道的“logos”,意思是“透过道得生命”。按照柯林斯的异象,基金会将自然世界和对基督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主题清单:科学作为基督徒的呼召、天文学、人类、生物伦理学和基因编辑、生态和环境,以及现在的病毒大流行。基金会很快吸引了大批宗教领袖,包括提姆·凯勒、杨腓力、N.T.赖特等人,都加入了对话。柯林斯经常说,《马太福音》里的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意味着科学不仅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智力活动,不仅是一个惊人的侦探故事,它还是一种崇拜的形式。“科学不需要排斥上帝。”他说,科学赋予研究人员“探索上帝创造的特权”,这种追求从纯粹的智力练习转变为对上帝的敬拜。每年大约有1万人在各种会议、教堂和大学里聆听BioLogos的演讲,超过100万人访问BioLogos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基督徒科学家在会议中常会出现意见分歧,但是当柯林斯拿出他的吉他带领大家敬拜时,在合一的赞美中分歧消失了。柯林斯与已故的希钦斯(Christiopher Hitchens)不可思议的友谊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希钦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积极批评任何宗教信仰。柯林斯通过公开辩论认识了他。当希钦斯生病时,柯林斯以医生的身份来探望他,为他提供最新的尖端治疗。他真的爱他的“敌人”,活出了自己的信仰。 在疫情中把自己调到最佳状态随着新冠疫情的加剧,作为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S. Fauci)的主管,柯林斯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工作变得更加紧张。他正领导并激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一个广泛的联盟,以抗击病毒。他说自己很想知道为什么上帝允许新冠病毒的发生,但祂却不认为病毒是上帝的惩罚。柯林斯写道:“我对周围的苦难和死亡感到悲痛,但我知道,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神,非常熟悉苦难。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神从来没有应许让我们脱离苦难,乃是要给我们力量,作我们的避难所,在患难中随时帮助我们。科学与信仰的交汇,不仅是一场学术对话,而是呼唤人们去怜悯和服事。”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记者问:看来未来几个月,很多美国人都将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们该如何向人们传达严肃、可怕的消息?柯林斯回答:“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做,那就是向那些可能需要做出相应计划的人隐瞒真相。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事实,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 柯林斯也提到,总统从各种方向获取信息,但他需要做到准确,并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即使领导人试图为未来提供希望,他们也应该确保准确描述了目前的情况。“在我的工作中,我想要保持这样的希望:我们最终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度过这一挑战。但这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每个人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大量的生命损失、悲痛和经济压力将使许多家庭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现在是在那块磐石上建造的时候。信仰能为你做的,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观点所不能为你做的。”在最近与提姆·凯勒牧师的一次对谈中,柯林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历史上最特殊的时刻,即使它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瘟疫,基督徒经常在这些灾难中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基本上做了周围的人不会做的事来帮助受苦的人。我希望以一种人们认可的方式,再次这样做,尽管我们也需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大家可以读读《约伯记》,看看你是否认为上帝一定不会允许患难发生。患难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祂应许会在那里帮助我们。”疫情期间,柯林斯的桌子旁边放着一些经文,他最喜欢的是《诗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柯林斯强调:“这并不是说不会有患难,而是说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一环境中。我们以前不知道人性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但是在这样的患难时刻,我真的感到非常宽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安慰并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来自《境界》,微信号newjing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