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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热点】 文丨希幔 5月20日获2020年邓普顿奖的柯林斯，曾带队首次绘出整个人类基因组。现任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的他，站在美国抗击新冠的前线，每周花近百小时寻找疫苗。他认为科学无法解释爱、美、死亡。面对疫情，科学与信仰的交汇不仅是学术的对话，而是呼唤人们去怜悯和服事。（请留意文末彩蛋：《境界》免费电子书下载） “作为一个43年的基督徒，我在科学和精神的世界观之间找到了快乐的和谐，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不可调和的差异。”说出这句话的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一，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遗传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5月20日他获得2020年邓普顿奖（Templeton Prize）后，这句获奖感言就醒目地显示在邓普顿奖的官网上。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将科学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的杰出人士，今年是该奖设立50周年。现年70岁的柯林斯正站在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的最前线。他每周大概花100个小时寻找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作为一名医生和遗传学家，他是第一个发现囊性纤维化基因的人，随后领导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首次绘制出整个人类基因组，为此他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和国家科学奖章。他目前领导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起了神经科学、精准医疗和阿片类药物（指具有吗啡作用的化学物质，包括吗啡、海洛因、美沙酮等）成瘾方面的重大倡议。  我曾以为信仰和理性是对立的 1950年4月14日，柯林斯出生弗吉尼亚申南多阿山谷的一个农场。他的父亲在1930年代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民歌收藏家。他们买了一个农场，并试图靠土地生活，但很快发现这不是一种可靠的方式来养活一个不断壮大的家庭。“父亲回到了当地的大学教书，母亲开始写剧本。他们在农舍附近的一片橡树林中建立了一个剧场。我是在思想、音乐、戏剧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中长大的。我母亲在家里教我到六年级，这在1950年代是非常少见的，她教我要热爱学习新事物的体验。”16岁柯林斯进入弗吉尼亚大学。虽然对信仰有兴趣，但并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回忆说：“宿舍里总是有一个无神论者，提出信仰为什么是有缺陷的。……后来我去研究生院学习物理化学，沉浸在一种试图理解原子和分子行为的理论中。我的信念建立在二阶微分方程上，这确实很酷。”后来柯林斯改变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他发现了生物学，开始真正了解生命是如何在基本层面上运作的。“我意识到这对我是一种真正的呼召，但我也不确定我想成为一名研究人员还是执业医生，于是我去了医学院。这原本不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柯林斯以无神论者的身份进入了医学院，但这个身份却没能保持多久。在医学院的第三年，他开始照顾那些患有可怕疾病的人。“他们是看到死亡逼近的人，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因为信仰而平静。这令人费解。”试着想象自己面对死亡，他知道他无法平静。“我试图把不安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一天下午，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老妇人用一种非常简单、真诚的方式告诉我，她的信仰给了她勇气、希望和面对未来的平安。”柯林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感觉有点尴尬。老妇人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医生，你相信什么？”柯林斯回忆说：“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不知道答案。我能感觉到我的脸在发红。我想离开那里。突然间，由于这个简单的问题，一切都变得一团糟。我很困扰，我冷静了一下，然后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我是一个科学家，或者至少我认为我是，科学家应该在看到证据后做出决定。我已经下定决心，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去看看证据。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不知道我选择这个答案是基于理性，还是因为它是我想要的答案。我不确定是否有任何证据，但我想我最好找出证据，因为我不想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我应该了解各种宗教——他们相信什么？我试着读一些经文，但我感到困惑和沮丧。当时也没有维基百科来帮我，现在甚至有一本叫《世界宗教傻瓜指南》的书，但那时都没有。”在不知所措之中，他敲开了一位牧师的门，问了他一堆问题。牧师说：“你在一个旅途中，试图弄明白什么是真实的情况。你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有一本书的作者也经历过同样的旅程，他是牛津大学一位很杰出的学者。他发现周围许多人是基督徒，他很困惑，就开始研究人们为什么相信。”牧师边说边从书架上拿下一本C.S.路易斯的《返璞归真》。柯林斯把书带回家读起来。“在前两三页里，我意识到我反对信仰的论点实际上是一个小学生的论点。路易斯让我意识到，有一种深刻的思考和理性可以应用到上帝的问题上。这真是个惊喜!我曾以为信仰和理性是对立的，路易斯一页一页迅速地说服我，实际上理性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的。”26岁的柯林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意识到，“无神论不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因为它其实是最不理性的选择。” 在科学保持沉默之处 “我一生都知道道德律，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我们人类在造物王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显然有一个正确的行为法则，尽管我们似乎可以自由地打破它。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而不是错误的事。”道德律如同寻找神的路标，使柯林斯认识到有一位神。道德律有时要求人做一些相当戏剧化的事情。比如，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救死扶伤，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犹太人。柯林斯还提到了韦斯利·奥特利（Wesley Autrey）的例子。韦斯利是一名美国非裔的建筑工人，他站在纽约地铁站台上，旁边一个年轻的研究生突然癫痫发作，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恐惧的是，他倒在了铁轨上，而一辆火车正迎面驶来。韦斯利跳上铁轨，把发病的年轻人拉到铁轨之间的小空间里，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他，两个人都活了下来。“这显然是激进彻底的利他主义。这两个人从未见过面，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也不可能见面，而且按照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的定义，他们属于不同群体，一个是非裔美国人，一个白人。这是一件多么神奇而充满冒险的事啊！……在你自己的内心发现道德律，它在召唤你去做一些事情。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经历了几年的争论之后，柯林斯意识到他开始对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感到敬畏。“我不得不同意康德的观点：有两件事，随着我对它们思考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认真，就让我越来越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这正是我的处境。”柯林斯发现，如果道德律指向上帝，如果上帝是良善神圣的，那么诚实地说，显然他自己就不是良善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以前听过关于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说法，我认为那是胡言乱语。突然间，这比我曾经梦想过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他意识到，在耶稣惊人的牺牲行为中，通过祂的死和复活，在人的不完美和神的圣洁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他原本对成为基督徒有些担心，怕自己失去幽默感，变成一个非常忧郁的人，怕自己被呼召到非洲或其他什么地方。但相反，他经历了巨大的平静和喜乐。柯林斯说：“利他主义、美、爱、死亡——科学还不足以解释这些概念，在所有可能的世界观中，最站不住脚的是严格的无神论，它给人的印象实际上相当傲慢。”柯林斯认为，科学确实只能合理地解释自然的一部分，“可以很好地解释物理世界，但如果你试图用科学的工具反驳上帝，那就错了。对于自然界以外的任何事物，科学只能保持沉默。”  带领敬拜的柯林斯 科学作为一种敬拜方式1993年柯林斯被任命为耗资30亿美元的国际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2003年4月，一个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完成了。柯林斯带领团队提前两年多完成了所有目标，并节省了4亿多美元的预算。“有了基因组计划的这些工具，我们已经越来越有能力，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识别出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分裂症和一长串以前很难分类的疾病的特定遗传风险因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知道这一点可以通过改变饮食、生活方式或医疗监控来降低风险。在个体化的基础上实施更好的预防，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这就是所谓的‘个性化医疗’。它不仅适用于这种预防，如果我们生病了，它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以正确的剂量获得正确的药物，而不是那些不起作用甚至可能给我们带来毒副作用的药物。”柯林斯认为，也许从长远来看，最大的回报将是利用这些发现，找出导致这些疾病的真正原因，找到新的治疗方法，无论是基因治疗还是药物治疗。“尤其是在癌症领域，我可以预测，在不久的未来由于基因组计划的推动，医学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界正投入巨大的精力和创造力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就是我在过去所做的，通过基因组计划寻找疾病的基因。与许多其他有技能的人一起工作是一种美妙的经历，结交了很棒的朋友，有机会学习以前不知道的生物学和医学新知识。”2006年，柯林斯在《上帝的语言》一书中写道：“信仰上帝可能是一个完全理性的选择。”为了创造一个平台，进一步讨论科学与圣经信仰之间的和谐，柯林斯和妻子于2007年成立了非营利组织BioLogos基金会，名字来自希腊文代表“生命”的“bios”和代表道的“logos”，意思是“透过道得生命”。按照柯林斯的异象，基金会将自然世界和对基督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主题清单：科学作为基督徒的呼召、天文学、人类、生物伦理学和基因编辑、生态和环境，以及现在的病毒大流行。基金会很快吸引了大批宗教领袖，包括提姆·凯勒、杨腓力、N.T.赖特等人，都加入了对话。柯林斯经常说，《马太福音》里的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意味着科学不仅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智力活动，不仅是一个惊人的侦探故事，它还是一种崇拜的形式。“科学不需要排斥上帝。”他说，科学赋予研究人员“探索上帝创造的特权”，这种追求从纯粹的智力练习转变为对上帝的敬拜。每年大约有1万人在各种会议、教堂和大学里聆听BioLogos的演讲，超过100万人访问BioLogos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基督徒科学家在会议中常会出现意见分歧，但是当柯林斯拿出他的吉他带领大家敬拜时，在合一的赞美中分歧消失了。柯林斯与已故的希钦斯（Christiopher Hitchens）不可思议的友谊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希钦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积极批评任何宗教信仰。柯林斯通过公开辩论认识了他。当希钦斯生病时，柯林斯以医生的身份来探望他，为他提供最新的尖端治疗。他真的爱他的“敌人”，活出了自己的信仰。  在疫情中把自己调到最佳状态随着新冠疫情的加剧，作为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S. Fauci）的主管，柯林斯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工作变得更加紧张。他正领导并激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一个广泛的联盟，以抗击病毒。他说自己很想知道为什么上帝允许新冠病毒的发生，但祂却不认为病毒是上帝的惩罚。柯林斯写道：“我对周围的苦难和死亡感到悲痛，但我知道，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神，非常熟悉苦难。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神从来没有应许让我们脱离苦难，乃是要给我们力量，作我们的避难所，在患难中随时帮助我们。科学与信仰的交汇，不仅是一场学术对话，而是呼唤人们去怜悯和服事。”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记者问：看来未来几个月，很多美国人都将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们该如何向人们传达严肃、可怕的消息？柯林斯回答：“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做，那就是向那些可能需要做出相应计划的人隐瞒真相。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事实，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 柯林斯也提到，总统从各种方向获取信息，但他需要做到准确，并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即使领导人试图为未来提供希望，他们也应该确保准确描述了目前的情况。“在我的工作中，我想要保持这样的希望：我们最终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度过这一挑战。但这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每个人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大量的生命损失、悲痛和经济压力将使许多家庭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现在是在那块磐石上建造的时候。信仰能为你做的，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观点所不能为你做的。”在最近与提姆·凯勒牧师的一次对谈中，柯林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历史上最特殊的时刻，即使它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瘟疫，基督徒经常在这些灾难中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基本上做了周围的人不会做的事来帮助受苦的人。我希望以一种人们认可的方式，再次这样做，尽管我们也需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大家可以读读《约伯记》，看看你是否认为上帝一定不会允许患难发生。患难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祂应许会在那里帮助我们。”疫情期间，柯林斯的桌子旁边放着一些经文，他最喜欢的是《诗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柯林斯强调：“这并不是说不会有患难，而是说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一环境中。我们以前不知道人性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但是在这样的患难时刻，我真的感到非常宽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安慰并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来自《境界》，微信号newjingjie

 中  文  前　言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祂必不叫你的脚滑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看哪，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祂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圣经诗篇121篇） 　　上面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妈妈万鲍贤玲一生的写照。她的一生，是爱的一生：爱教会，爱弟兄姊妹，爱家人亲友，甚至爱陌生人，尽她一切的力量帮助所有她所接触的人；她的一生，也是信的一生：坚信神，在凡事上依靠祂，哪怕在最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也从没动摇过她对神的信念。这是妈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妈妈的故事是一位属神之人的故事，她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也是我们后代永远的榜样。01 早年生活 　　妈妈鲍贤玲，出生于1925年2月15日。父亲鲍国樑（外公）在上海拥有不少企业和地产。母亲张品芳（外婆）更是一个爱主、爱弟兄姊妹，并能完全摆上的基督徒，处处彰显神的荣耀。外婆在外公的上海四马路神洲大旅馆和杭州西湖饭店的每间客房里都放上《圣经》。外婆经常将钱财、物品奉献给教会和有需要的基督徒。任何弟兄姊妹有困难、病痛，她都伸手相助，常常把丈夫所给的日常生活费都捐给教会及弟兄姊妹。当她不好意思再向外公要钱时，就经常请妈妈去向外公要钱，因为妈妈是外公最心爱的女儿。 图1：外公鲍国樑抱着长女鲍贤玲 　　外婆有一幢房子，专门为了接待主的仆人：有外国传道人，还有一些肺结核病重的人和其他生病的人，每天外婆让人推车送三顿饭过去给他们。二次世界大战时，外婆还帮助了许多被关进日本人集中营的外国传教士，每个月都给他们送各样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这一切妈妈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立志自己将来也能成为一位给出去的人。 　　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妈妈，的确像她母亲一样，也成为一个完全奉献的人。她从小为他人着想，尽心尽力无私地助人, 学习服事神的仆人和所有需要的人。上大学时，她不顾他人的劝告，和其他年轻弟兄姊妹一起去肺结核医院看望病人，并向他们传福音。在他们的祷告下，一些肺结核病人奇迹般地康复了，不少病人也信了主。 　　妈妈是长女，深得外公的喜爱。妈妈出生后，外公命名他的新厂为“玲奋机械厂”，旨在让妈妈继承他的事业。妈妈是老大，在家经常照顾6位弟弟妹妹，而且还在教会中积极事奉主和信徒们。 图2：上海圣约翰大学 　　妈妈就读景德女中，后又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英语，副科中文。她无论在哪里，成绩总是在班里名列前茅。她还学了14年钢琴。听妈妈说，由于她整天不是上课就是探望弟兄姊妹，没时间练琴。每星期到了上钢琴课之前，才赶紧练习。大学毕业后，她先在中学教书，然后去外公的公司，就职秘书及业务管理工作。02 倪柝声夫妇及其他基督徒对妈妈的影响 　　倪柝声弟兄原名倪述祖，信主后更名为倪柝声。神藉着他恢复了“地方教会”的实行，我们称他为“公公”。他于20世纪初按照《圣经》的原则，“恢复”地方教会到使徒时代的实行。他创作并翻译了一些著名的诗歌，如《让我爱》、《主爱长阔高深》、《我若稍微偏离正路》、《葡萄一生的事》和《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等，至今仍让广大信徒受益匪浅。他将中国基督教早期的福音传扬，进到追求属灵生命和属灵经历的阶段，并推广教会建造的实行。 　　外婆的三妹叫张品蕙，我们后来称她为“婆婆”。她年轻时非常漂亮，又多才多艺，能弹琴跳舞，会一口流利的英文。她曾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先后获得外语系学士及生物系的硕士学位。她在校时，参加各种活动，包括体育比赛等，还是燕京大学的校花。 　　公公和婆婆是青梅竹马。从小相识，早在十几岁时，公公就深深地爱着婆婆。他经常走很远的路，为婆婆买她喜欢吃的冰淇淋。他也常说：“非依佩（婆婆的小名）不娶。” 　　在公公得救后，他向婆婆传福音，婆婆非但不信，反而取笑他，公公为此十分烦恼。他在神面前彻底受对付，对神说：“神啊，我愿意放下我所爱的，专心事奉神！”他在痛苦之中结束了他们的恋情，写下一首著名的诗歌《主爱长阔高深》。 　　十年后，婆婆得救了，起初在上海教会（位于哈同路，今铜仁路）聚会所受浸，成为一位热心的基督徒。正如神看重亚伯拉罕独生子的奉献，祂也看重公公的奉献，最终把婆婆带了回来。他们于1934年教会的第四次得胜聚会结束那天结婚。当时负责杭州教会的欒腓力弟兄作司仪，李常受弟兄作男傧相，婆婆的弟媳张宜纶师母作女傧相，一位曾是东北长春教会长老的弟兄作证婚人。所有同工和当地圣徒们都参加了婚礼。那是众人喜乐的时刻。 图3: 公公和婆婆结婚照。公公和婆婆是前排右四和右三，公公左边拿着结婚证书的是男傧相李常受弟兄，其左边是公公的父母亲，婆婆右边是女傧相张宜纶师母。所有来特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参加了婚礼。 　　1938年夏，公公赴英国开西大会（注1）。因为婆婆因怀孕而留在上海（可惜不幸小产，终身未有儿女）。公公因事继续留下至1939年7月回国。由于公公常要出门领会，相聚的时间少，婆婆抽空将公公领会的资料翻译成英文，来方便与西方的信徒们交流，倪柝声的名字及文字由此传到国外。 　　上海教会起先在哈同路文德里的一栋房子里聚会。后来因人增加，逐渐扩增到内部打通的4栋房子里聚会，该处可容纳400余人。当公公见到许多同工因放弃工作，全时间事奉，长期劳累又得病去世，家里留下孤儿寡妇时，心里非常难过。他帮助胞弟经营生化药厂，目的是为教会提供经济来源，也可雇佣不少弟兄。结果在1942年底，被上海地方教会的长老们革除，不准他讲道。不久后，进入租界的日军封闭了上海地方教会。1946年抗战结束后，上海教会重新恢复聚会。1948年，李常受弟兄请回倪弟兄。上海教会12名长老们联名在基督教刊物《敞开的门》登出声明：“不过对于倪弟兄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虽然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业上、在经营生产的事业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 　　倪弟兄（公公）恢复尽职后，上海教会发生空前的大复兴，不久信徒就迅速扩增到数千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信徒属于知识分子，许多是交通大学和国防医学院的师生，包括爸爸万绍祖。为了照顾到上千位弟兄姊妹聚会的需要，上海教会在南阳路购买了一栋花园洋房，占地4.71亩，在空地上建造聚会所。建筑面积达2207平方米。里面可容纳3000余人，其容量超过了当时上海的任何一座教堂。 图4: 上海南洋路聚会所 　　1948年下半年，李常受将南京地方教会穿福音背心上街传福音的实行介绍到上海，于是上海地方教会也开始进行数次声势浩大的上街福音游行。第一次游行约有500余人参加，李常受和张愚之担任福音游行的总指挥，爸爸万绍祖任大队长，下面有3个小队。游行队伍从南阳路右转经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到南京西路，并向东到外滩，再向北直到外滩公园。前面是铜鼓、喇叭、漫画，信徒们高唱《需要耶稣》等诗歌，高喊“上海人啊，赶快悔改，罪恶不去，平安不来！”“信耶稣得永生”等口号，并散发印有“晚上请到南阳路145号来听福音”的福音单张。 　　妈妈从小就在宣道会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外婆是守真堂的执事，妈妈也在守真堂教主日学并司琴。在公公和婆婆的邀请下，妈妈尝试着到南阳路聚会处去听道，时常得到许多属灵的亮光。她不顾外婆的反对，与她二妹鲍贤珍（我们称她叫二姨）一同融入了地方教会的服事。二姨在教会里参与诗歌事奉，妈妈负责增订诗歌和诗歌琴谱的编排。那时南阳路聚会所主日聚会已增至2000余人。若有需要，妈妈偶尔也会司琴，她弹钢琴，二姨弹风琴，使琴声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条件下传及会所的每个角落。倪弟兄把生化药厂的利润奉献给教会，并在福州鼓岭为教会买下了房地产，供全时间弟兄姊妹训练使用。1946年夏，倪师母请妈妈全家去福州鼓岭，住在山脚下的一栋平房里，他们早餐在自己家里吃，午餐和晚餐到倪弟兄住的那栋房子里去吃，还有其他医生、护士姊妹也在一起用饭。倪弟兄在山上办了一个义务诊所，有战后善后救济总署捐助的药品，并有教会中的医生及护士姊妹义务地为当地人看病，不收费用，仅请他们交40只苍蝇或蚊子，一条蛇或一只老鼠（目的要他们除四害）。妈妈在帮他（她）们挂号（她的福州话就是在那时学的），同时传扬福音。 妈妈多年后回忆说：记得用饭前，倪弟兄的谢饭祷告非常简单，但非常有能力且感人。晚上有交通聚会，他所传神的话也是感人至深的。有时他们大家一起到山上去散步，他边走边讲论神的话。妈妈喜欢清早到山顶去守晨更及看日出。山顶上有一块很大的磐石，像一个大沙发，她喜欢跪在那里祷告和读经。倪弟兄经常一早就去山上晨更（比妈妈更早），有时经过时会同她打招呼。 图5: 妈妈常读的一些属灵书籍 在南阳路聚会所，妈妈接触到许多属灵书籍，包括《盖恩夫人传记》、小特瑞莎的《爱是最短路程》、《荒漠甘泉》和《十二篮》等。妈妈特别喜欢读《荒漠甘泉》，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妈妈常常早晚两次读《圣经》、《荒漠甘泉》、《圣光日引》、倪弟兄的《旷野中的筵席》等。我们小时候就受妈妈的影响，也爱读这些书，妈妈还买了许多其他属灵书刊送给我们。在我们整理妈妈遗物时，就发现多本袖珍版的《圣经》及《荒漠甘泉》。她无论去哪里都会带上这两本书，哪怕是住在医院或疗养院里，因为这些都是她不可或缺的属灵食粮。注1: 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始于1875年，是一年一度在英格兰坎布里亚郡开西克（Keswick, Cumbria) 举行的福音派基督徒盛会。  英  文  FOREWORD “I will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 From […]